生活有个“契诃夫结”：读契诃夫

还是米沃什一语中的：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都在消化从欧洲传进来的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些陌生的新知识，成了对俄罗斯生活和信仰的解构力量。欧洲的土壤生产了它们，也自有办法消化它们。俄罗斯没有。这就是19世纪特有的、俄罗斯式的焦虑[1]。

遵循米沃什的指引，我才意识到俄罗斯小说的“神学味”。这味道，不只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也出现在托尔斯泰身上，甚至还出现在笃信科学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医生身上。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很像18世纪的康德形而上学。后者要在心灵中给上帝留个位置，前者要在生活中给上帝留个位置。即便不大热衷谈论上帝的契诃夫，也有这个冲动。

这是一篇想了很久的笔记。拟题目时就犯了犹豫：《生活有个“契诃夫结”》不错，《读托尔斯泰的契诃夫》也不错。“契诃夫结”，是最近一年重读契诃夫时不知怎么冒出来的怪词。合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惆怅的剧本和小说，心里空落落的，就剩下这个词。托尔斯泰，是我读契诃夫的参照，可能也是契诃夫为自己设立的参照。契诃夫看重托尔斯泰，我很晚才知道。但我很久以前就隐隐觉得，他俩很像。那种像，不是文体上的、风格上的、观念上的像，而是某种“基本问题”上的像。酷暑和严寒里的两个人，哪里都不像；盼着好天气，却是他们共同的“基本问题”。从同一个“基本问题”出发，托尔斯泰写出了生活的沦陷之痛，以及英雄式的悔改。到了契诃夫那里，痛与悔变成了一种晦暗的忧郁，不强烈，却黏稠难散，弥漫人心。无以名之，我叫它“契诃夫结”。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

伯林有个著名的譬喻：狐狸多智，刺猬终生求一大智。据伯林观察，托尔斯泰明明是天生的狐狸，却误以为自己是刺猬，于是从艺术进入宗教，求信而不得，终生痛苦。要是套用伯林的譬喻，契诃夫肯定属于杰出的狐狸，并且安于当狐狸：一支笔写尽俄罗斯心灵万象，准确，节制，点到即止。契诃夫喜爱、敬佩托尔斯泰，首先也是因为他那巨大的狐狸式才华。契诃夫的书信里经常提到《克莱采奏鸣曲》《战争与和平》《复活》《霍尔斯托梅尔》。他惊赞的，是托翁那支随物赋形运转自如的如椽巨笔。可是，一触及托翁钟爱的主题，契诃夫总是忍不住发发牢骚。

托翁的主题，当然是城市精英的堕落，是科学、现代哲学、进化论对心灵的蒙蔽，是乡村农耕生活的救赎力量，是人为何不信、如何得信的“基本问题”。对这些，契诃夫不耐烦。契诃夫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医生。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知农村生活的实情。他眼里的农民、农村，不是托翁式的渴求悔过自新的庄园主眼里的农民、农村。作为医生，契诃夫相信科学可以改善生活，相信同胞必定因为生活的改善变得更体面、更良善。因此，托翁那种对科学的敌视、对医学的无知，契诃夫颇为反感。总之，每当托翁要从狐狸转向刺猬的时候，契诃夫就感到不适。

事情似乎很简单：狐狸契诃夫，喜欢托尔斯泰的狐狸的一面。事情又似乎不那么简单：契诃夫从来也不曾摆脱那个刺猬托尔斯泰；困扰着刺猬托尔斯泰的问题，也以另外的方式困扰着他；特别是当他发现，不能用托尔斯泰的方式解答托尔斯泰的问题时，困扰加倍了。下面是两封信：

托尔斯泰的教义不再感动我了，现在我内心深处对它没有好感，而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在我身上流着农民的血，因此凭农民的一些美德是不能使我感到惊讶的。我从小就信仰进步，而且也不能不信仰，因为在打我和不再打我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托尔斯泰的哲学曾经强烈地感动过我，它控制了我六七年，而且对我起作用的并非一些基本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我以前也知道，而是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他的审慎明智，可能还有他那种独特的魅力。现在呢，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在抗议……不管怎样，托尔斯泰已经消失，我心灵中已经没有他了，而他在从我心中出走时说：我把您的空房子留下来。现在没有什么人留宿在我的心灵中了。[2]

我怕托尔斯泰去世。如果他死了的话，那在我的生活中就会形成一块大空白。第一，我没像爱他那样地爱过任何一个人；我不是教徒，但在一切信仰中我认为正是他的信仰对我来说最亲切和适宜。第二，如果托尔斯泰还在文学界，那么做一个文学家是件轻松而又愉快的事情；甚至在想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或不在做的时候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代大家做了。他的活动是对文学的种种期望和信赖的保证。第三，托尔斯泰脚跟站得稳，他的威望巨大，因此只要他还在，文学中的不良趣味、庸俗作风（厚颜无耻的和哭哭啼啼的庸俗作风）、各式各样粗糙的充满怨气的自尊心就都不会抛头露面。单凭他的道德威望就能使所谓文学界的士气和流派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没有了他的话，就会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者就会是乱糟糟的一团。（1900年1月28日）[3]

这里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在同各种辱没信仰的现代哲学辩论之后得出了一种替代哲学的托尔斯泰。在各种主义泛滥的19世纪末，他又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托尔斯泰主义。另一个是诚实刚毅坚韧如圣徒的托尔斯泰，那是活生生的人，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托尔斯泰主义，本是托尔斯泰这个人困而思之的文字记录。它曾经影响了很多人，包括契诃夫。但契诃夫渐渐觉得不满。对他而言，托尔斯泰主义对制度、时代、人性的意见太武断，有时还很无知；托尔斯泰主义对上帝和永生的论述，契诃夫也觉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托尔斯泰主义，曾经为契诃夫提供了一套对世界的看法、说法。那套看法、说法不再重要。因此，“托尔斯泰已经消失，我心灵中已经没有他了”。可是，托尔斯泰这个人，仍然重要，始终重要。不再需要托尔斯泰主义的契诃夫，仍然害怕失去托尔斯泰。因为托尔斯泰代表着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为了一个困惑、一个理想，刚猛沉毅，穷探力索。是托尔斯泰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不是托尔斯泰主义造就了托尔斯泰。事实是，托尔斯泰主义造就不出托尔斯泰。这就是契诃夫面临的困局：他的时代，不乏托尔斯泰主义者，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托尔斯泰。人们不满意托尔斯泰给出的答案，同时也丧失了托尔斯泰那样的严肃面对问题的能力和勇气。舍弃托尔斯泰主义，契诃夫并不觉得空虚。因为他更满足于观察、探究具体的生活，不太急于为世界下结论。可是，想到可能失去托尔斯泰这个人，契诃夫会觉得不安。因为那代表着整个时代的空虚。空虚，不在于缺少答案，而在于人们渐渐不愿面对问题。

托尔斯泰的小说，总要有一个独自面对问题强探力索的自传人物：《战争与和平》的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复活》的聂赫留朵夫，甚至《伊凡·伊利奇之死》的伊凡。契诃夫描写的，则是隐隐觉得缺了点儿什么的整个时代。托尔斯泰让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承担问题。契诃夫让整个时代承受空虚。他承认，自己也在这空虚之中。

托尔斯泰有狐狸的才能，契诃夫也有。托尔斯泰有刺猬的痛苦，契诃夫也有。托尔斯泰式的刺猬说：问题很明确，必须找到答案。契诃夫式的刺猬说：答案不对劲儿，问题也渐渐不明朗，因此必须忍受入骨蚀肌的空虚。

二十九岁的契诃夫写了一篇《没意思的故事——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人们觉得，它很像托尔斯泰那篇《伊凡·伊利奇之死》。两者都写功成名就的老人的死、死前的懊悔、懊悔引发的对生活的重审。但是，它们的情调很不一样。托尔斯泰留给伊凡的道路是明确的：死只是一道门槛，重要的是死之前的悔改，和死之后的那扇门。托尔斯泰为读者提供了极尽平庸的反传奇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死亡体验，两种写法加在一起，却串联出一个关于悔改和重生的神学故事。契诃夫则不是。他关注的，就是生活里那无法表达的空虚。谁被它抓住，谁的生活就完了。他的男主角说：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作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贫乏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症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4]

这位功成名就的教授，痛苦之余，庆幸自己很晚才被这种空虚抓住。有些年轻人，早早就被抓住了。那他们，一辈子也别想安宁。后来，契诃夫写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那是他为自己的时代做的笔录。

二

契诃夫笔下的年轻人，大多处于爱无能的抑郁中。小说、剧本里的人物，都是如此。

契诃夫的剧本，很像一片苍茫唯剩情调的印象派风景。他的小说，粗看像是风景画里的斑驳色块，凑近一看，竟是无比精致的人物肖像。前者是时代的象征性全景，后者是时代的简笔素描。小说、剧本合力表达的，则是时代的空虚和忧郁。他说写《伊万诺夫》的初衷：

我本来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把迄今写下的有关忧愁诉苦的人们的一切概括一下，并以我的《伊万诺夫》来使这类作品告终。（1889年1月7日）[5]

无处不在的忧愁诉苦，不是因为某个求而不得、爱而不见的目标，而是因为没有目标，没有爱，甚至丧失爱的能力。契诃夫的角色们，大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大都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从《没有父亲的人》到《樱桃园》，契诃夫每个剧本，都有一个即将凋敝的庄园。庄园里的人，无力撑起家，也无力撑起生活和自己。他们厌弃自己，彼此厌弃。想要爱，却不会爱；渴望工作，却只能在谈话中等待明天。他们知道自己病了，却束手无策。有些人忍受不了，结束生命。大多数人继续活着，带着病。那种病，通常只是淡淡的，并不致命，这正是它的致命之处。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个“契诃夫结”。

《林妖》和《万尼亚舅舅》是同一故事的两个变体。女主角叶莲娜，嫁给一位文学教授。夫妻俩住在教授前妻的庄园。庄园里还住着教授前妻的母亲、兄弟、女儿。教授怀念过去的声望，受不了乡村的枯寂。女儿看透了教授的虚妄。兄弟埋怨教授剥夺了自己的青春。老岳母崇拜教授的知识，除了写在小册子里的知识，对什么都不宽容。所有人都不相信叶莲娜对教授的爱。叶莲娜说：

这是一场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的战争。（《林妖》第二幕）[6]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就是契诃夫笔下的庄园，一个核心的生活象喻。这当然不是马克思式的社会学断言，也不是托尔斯泰式的时代控诉。这是契诃夫观察到的心理郁结：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那些需要爱也渴望爱的人们，却不知怎么，丧失了爱的能力，活在恨的惯性里。

契诃夫的庄园里，人们恨邻人，但首先恨自己；正因恨自己，所以加倍恨邻人。《没有父亲的人》里的普拉东诺夫、《伊万诺夫》里的伊万、《林妖》和《万尼亚舅舅》里的沃依尼茨基、《三姊妹》里的安德烈，都是恨自己的高手。

普拉东诺夫看似有几分见识，可以就任何一个话题发表高论，并把结论引向怨愤。可他最怨愤的，是自己。他说自己是一块平放着的石头，天生要妨碍别人。可能正是这种忧郁的夸夸其谈，让他颇有魅力。将军夫人爱他，夫人继子的妻子爱他，一个二十岁的平凡姑娘爱他，当然他的妻子也爱他。可他不爱自己，因此爱不了任何人。他心知肚明：他在女人们眼里的那种忧郁，其实只是怯懦虚伪，只是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因此，他既不敢爱，也不敢拒绝爱，只能和所有女人保持毁灭性的暧昧。他不喜欢这样，又不敢不这样。因为他承担不了任何决断。而生活需要决断。回到旧生活，开启新生活，都需要决断。女人们都在鼓励他，等着他。只有他知道，一切早就完了。他不会有任何决断，因为他根本不想生活，他害怕生活：

哈姆雷特害怕做梦……我害怕……生活！（《没有父亲的人》第四幕）[7]

我说已经够了。我不需要新的生活。旧的生活还不知道该怎安排……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没有父亲的人》第四幕）[8]

我早就已经腐烂，我的灵魂早就变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已经再也没有可能把我复活！把我埋葬得远一点，不要让它污染了空气！最后一次相信我吧！（《没有父亲的人》第四幕）[9]

《没有父亲的人》是契诃夫少年时代的习作。普拉东诺夫却是他一生写作的“原型人物”。他的剧本、小说，几乎是在变换各种方式讲述同一个普拉东诺夫的故事。表面上，他们的生活平静如常，但他们自己知道，生活搁浅了。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忍受这种搁浅的生活，要么用一颗子弹结束它。托尔斯泰式的悔改、复活，不在他们的选项里。当他们在搁浅的生活里苦苦忍受时，他们自己就成了怨恨的发源地。他们恨自己，却表现得像是恨世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话，只是为了把绝望的“恨”装扮成似乎深刻的“思想”。契诃夫还喜欢给“普拉东诺夫们”安排一些“恋爱逸事”。但那只是为了显示“普拉东诺夫们”对爱的无能为力，对恨的驾轻就熟。

“普拉东诺夫们”需要为搁浅的生活找一个看似宿命的理由。

普拉东诺夫说自己是“愚蠢的母亲和醉鬼父亲生下来的”。《林妖》和《万尼亚舅舅》里的沃依尼茨基则怪罪自己的姐夫，那位退休教授。沃依尼茨基曾经崇拜姐夫，热爱姐夫写的每本书，每篇文章、每句话。戏幕拉开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偶像的戳穿者。他说姐夫是个谈了一辈子艺术却丝毫不懂艺术的庸人、骗子。他指责姐夫耗尽了他的青春和生命。他还暗自埋怨姐夫糟蹋了一个本该由他来爱的女人。总之，沃依尼茨基不断重申：自己本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成为一个人物；可是生活彻底搁浅了，就因为那个幻灭了的偶像。《林妖》的结尾，沃依尼茨基用子弹结束了这种生活；《万尼亚舅舅》的结尾，沃依尼茨基让生活继续下去。

伦敦西区2020年全新复排版《万尼亚舅舅》剧照

《三姊妹》里的安德烈，曾是姊妹们的希望所在，曾经爱恋一个女孩。他结婚了。然后生活就变成了唯有忍受的事情。他忍受妻子，也忍受姊妹。他把怨恨指向死水般的家乡：“我们这个城市，存在了有两百年了，里边住着十万居民，可是从来就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和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无论在过去或者在现在，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圣徒，一个学者，一个画家或者一个稍微不平凡一点的、能够引人羡慕或者想去效法的热望的人。”（《三姊妹》第四幕）[10]其实，生活之所以犹如死水，只是因为它早已浸泡在更大的死水里——一颗习惯怨恨的心，迁怒于整座城。

小说《决斗》里的拉耶甫斯基，和情人私奔，从彼得堡来到外省。私奔的理由当然是爱情，爱情里面当然还包含着对外省生活的浪漫想象。可是一到外省，这个男人立刻被烦琐生活压垮了。他想尽办法，借钱、说谎，就想着扔掉这个女人，独自回到彼得堡。但他心里清楚：回到彼得堡，他还会遇到另一个女人，匆匆忙忙爱上，然后拼命想要逃开。这里的生活不值得过，无论哪里，都是这里。拉耶甫斯基不但知道生活搁浅了，还喜欢谈论这搁浅。他甚至声称找到了搁浅的罪魁祸首：文明对人性的腐蚀。“我们受文明的害多么深啊！”[11]这是他的口头语。他喜欢谈论奥涅金、毕巧林，拜伦的该隐，巴扎罗夫，他说自己是这些畸零人的精神子嗣。他张嘴就是时代、潮流、遗传。他自己，则是个神经衰弱的可怜人，这一切的受害者。

败坏的父母，幻灭的偶像，死寂的故乡，有毒的文明，这就是“普拉东诺夫们”的理由。

读契诃夫，先得学会应付那些连篇累牍的议论。那是跟托尔斯泰完全不同的议论。托尔斯泰会让《克莱采奏鸣曲》里的波兹内舍夫、《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替自己议论，甚至会在《战争与和平》里亲自上阵。他对历史、文明、生活有太多话要说。那些话，都跟他自己的悔过和得救有关，因此也和每个读者的悔过和得救有关。在契诃夫那里，议论本身不那么重要。契诃夫常常提醒读者，那些看似高明的议论，不过是些陈词滥调而已。说它们的人，并不懂得它们，重要的不是它们说出了什么，而是它们正在被病人们说着。它们虽是用词语编织而成，其实更接近病人的一声声呻吟。契诃夫要写的，就是这些虚弱到必须用词语把呻吟掩藏起来的人。当普拉东诺夫、沃依尼茨基、安德烈、拉耶甫斯基滔滔不绝地谈论社会、家乡、文明及自己时，他们只是在用不太真诚的方式表达痛苦。只有当他们放弃那些词语时，他们的痛苦才震撼人心。《没有父亲的人》第四幕，那个也爱着普拉东诺夫的女孩儿问：“您哪里痛？”

普拉东诺夫说：

普拉东诺夫在痛。[12]

病着痛着的，不是某个地方，是整个人。人们病着，痛着，爱不成自己，也爱不成邻人。

三

整个人痛着，整个生活搁浅着，所有苦在其中的人都谈论着这件事，事情的原因却晦暗不明。这就是生活里的那个“契诃夫结”。

契诃夫只是把这一晦暗不明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来，却不打算断定原因，更不打算提供解决方案。如他所说，艺术家的职责，在于提出问题，不在于寻找答案。

不过，契诃夫笔下的痛着的“普拉东诺夫们”的确常常呈现出同一种病状：过剩的知识，失控的言语。知识—词语对生活的毒化，这的确是契诃夫的一个重要主题，或许也算是他给出的一个答案。在这一点上，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在抵抗一种对生活的解构力量。可惜，评论家们似乎未尝留意。除了米沃什。

契诃夫当然不是那种以信仰之名憎恨知识的人。那种托尔斯泰式的对现代知识的厌恶，恰恰让契诃夫反感。他曾在私下跟朋友说，要是托尔斯泰多一些医学常识，对现代医学多些善意，《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或许不至于死掉。契诃夫相信现代科学，相信科学知识的增益将会改善生活，让人们活得更舒适、更体面，甚至能让人们在摆脱生存之虞后变得更友善、更仁慈。对他而言，这个趋势无需论证，也无需多谈。他忧心的是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改善什么，也不生产什么，只是各种词语碎片的排列组合。它让人们轻而易举地变成生活评论家。契诃夫看到，在他的时代，这种知识正在充斥人们的心灵。它让愚蠢的人自以为聪明了，让聪明的人不知不觉间疯狂了。当然，这种知识从不以同一副面孔出现。在不同的人那里，它化身不同的“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斯拉夫主义、乌克兰主义，甚至包括托尔斯泰主义。在契诃夫看来，所有这些主义都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正确的真理，而是一些两面带刺的盔甲。穿上盔甲的人，一边忍受剧痛，一边彼此攻击。一言以蔽之，它们是“意识形态知识”。

出名之后的契诃夫常常被评论家追问：您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他对朋友说：

我怕的是那些人，他们总要在字里行间寻找倾向，一定要把我看作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修道士，也不是旁观主义者。我倒愿意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就是这么一点愿望而已。（1888年10月4日）[13]

所谓“自由的艺术家”，就是指可以不受这些以“主义”自居的“意识形态知识”的蛊惑，可以透过各种“主义”看到一个个的人。当然，被各种“主义”俘获，因而舌头膨胀、心灵萎缩的人，也是人，也是人的一种特殊样子。契诃夫很早就关注这样的人：

这些人虽然是一些呆板、平庸、乏味的懒汉，他们虽然头脑和心灵都很空虚，却要努力装出一副高于中等水平并且在起着作用的样子，为此就朝自己额头上贴一些标签。

这是一个打着60年代旗号、萎靡不振、无所事事的庸人，他在中学五年级读书时捉住了五六个属于别人的见解，以后就躺在这些思想上停滞不前，顽固地唠唠叨叨，一直到死。这不是骗子，而是傻瓜，他相信他自己念念不忘，但又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懂的东西。（1888年10月9日）[14]

这是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想用小说描写的人，也是他此后用各种题材、体裁反复描写的人。这就是他眼里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越到后期，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越有象征色彩。契诃夫的文学世界里，引人入胜的不是某个叫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群，而是几乎所有人都知识分子化了，都成了害怕生活的生活评论家。

《没意思的故事》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自白。他在生命终结之际，发现一生积累的所有知识，缺少一条一以贯之的线，没了这条线，所有知识都没有意义。于是，每周一次，他和朋友一起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装满这些恶意的话语，变得越发稠密闷人。《林妖》和《万尼亚舅舅》里，沃依尼茨基用全部激情戳穿教授姐夫的虚妄，可他仍然相信，自己本该成为叔本华或尼采。《决斗》的主题，只是两个邻人间的怨愤。可那两个邻人，却各用一套“主义”包装自己，指责对方。当代的读者，可以从那两个邻人身上发现各种引发了20世纪人类灾难的意识形态。《第六病室》的两个主角、《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更是这种知识心灵的典型。所有这些知识心灵的共通之处是，舌头膨胀，心灵萎缩，害怕生活。可惜，汉语评论家眼里，契诃夫只是借助别里科夫们批判“沙皇制度”。

就连最不该知识分子化的人，也知识分子化了。《林妖》和《万尼亚舅舅》里，沃依尼茨基那位除了哲学小册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妈妈，“一只眼睛瞅着坟墓，另一只眼睛在聪明人写的书本里寻觅新生活的曙光”。而他的外甥女，一边在日记里感慨爱情之不可能，一边谈论哲学先验论。《在庄园里》的拉谢维奇，自称年老的大学生、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一刻也不停地谈论文明的退化、贱民对种群的玷污。其实他二十多年来什么书都不读，也没去过比省城更远的地方。但他诚诚恳恳地谈论科学、艺术、道德，无论谈什么，都会变成谩骂和诅咒。只不过，每次谈完话，回到自己房间，他都有些难为情。不谈话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竟是个爱流眼泪的人，那个让他拼命说话的，可能是魔鬼。《佩彻涅格人》里的老农，不愿多看一眼妻子和儿子，彻夜不眠地谈着时代思潮、道德败坏、电报、电话、自行车对世道人心的毒害。

所有这些知识分子，或曰知识分子化了的人，都足够博学。无论那博学是来自书本还是来自道听途说，他们至少有足够的语词，就历史、世界、种族、文明发表高见。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理解自己和邻人的愁苦。这就是那种让契诃夫忧心的、毒化着生活的知识。它把人装扮得博学、正义，却实际上把人性拉低到野蛮的状态。《没意思的故事》那位老教授，一边在密室里释放恶毒的词语，一边在日记里责怪自己堕落成了奴隶和野人。《妻子》里的妻子痛斥自以为洞明世事、手持正义的丈夫：“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仇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林妖》里的叶莲娜说：

这多么可耻！青年人一起成长一起受教育，互相以“你”相称，常常拥抱接吻，他们应该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但可能很快他们就要互相吞食。（第三幕）[15]

有些教育、有些知识，正在把庄园里的邻人培养成敌人。

只有在书信里，契诃夫才正面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我不相信我们的知识界，伪善的、作假的、狂热的、无礼的、懒散的知识界，就连他们在痛苦和抱怨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因为他们的压迫者就产生于他们的内部。”（1899年2月22日）[16]知识分子处于此种心灵状态，因此他们格外热衷于捕捉敌人，挑起“主义”纷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唯物主义与唯灵主义之争，科学主义与信仰复兴之争……当托尔斯泰的孤独求索变成新一代知识分子口中的托尔斯泰主义，也成了挑起纷争的借口之一。契诃夫不太关心各种“主义”之间的理论辨析。他关心的，是这种“主义”嗜好对人和生活的破坏。在他看来，没有哪种“主义”能重新唤起世间的理解和爱。那些嗜好“主义”的人们，对此也根本不敢兴趣。他们只是出于闲散，必须用词语毁掉些什么。《海鸥》里那位著名作家，灵机一动，在本子上写了几句话：

一片湖边，从幼小就住着一个很像你的小女孩子；她像海鸥那样爱这一片湖水，也像海鸥那样的幸福和自由。但是，偶然来了一个人，看见了她，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就把她，像这只海鸥一样，给毁灭了。（第二幕）[17]

知识分子总要游手好闲地毁灭些什么，这是契诃夫笔下最惊心动魄的现代世界图景。

《契诃夫小说全集》，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四

生活的搁浅，心灵的疼痛，意识形态知识的荼毒，这是契诃夫的主题，也是托尔斯泰的主题。当然，他们都不会停留于此。托尔斯泰让他的主人公成为孤胆英雄，独自从困境中冲撞出一条生路：《战争与和平》里的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克莱采奏鸣曲》里的波兹内舍夫，甚至《伊凡·伊利奇之死》里的濒死的伊凡，当然，还有《忏悔录》里的托尔斯泰本人。这些主人公大多冲破知识迷障，重新看见生活本身。对托尔斯泰而言，真正的生活，就在农庄、家庭，就在妻子儿女身边，就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偶尔的狩猎。重新看见生活，等于回到《福音书》的正统教诲。托尔斯泰的答案，恰恰是契诃夫不能接受的：

写呀，写呀，到后来一下子把什么都推诿到《福音书》的本文上去，这么做宗教气未免太重了。凭《福音书》上的本文来解决一切。这做法和把囚犯分成五种的写法一样，太随意了。（1900年1月28日）[18]

皮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波兹内舍夫、伊凡的苦苦求索，就是托尔斯泰的苦苦求索。到了读者契诃夫这里，这些苦苦求索就只剩下武断的答案。苦苦求索，是托尔斯泰的诚恳。不能把那些求索当作答案接受下来，是契诃夫的诚恳。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们，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量产的孤胆英雄。这样的孤胆英雄，不可能说服普通读者，也不必说服普通读者。托尔斯泰写他们，只是因为他得跟自己对话，并且必须把对话记录下来。契诃夫从来不关注孤胆英雄。他要描画的，是失去了孤胆英雄之后的时代的空气和氛围。换句话说，是那些以色块的方式堆积成印象派风景画的普通人。

所谓普通人，包括缺乏托尔斯泰式勇气的知识分子，包括染上知识分子病的家庭妇女、农民，恐怕也包括契诃夫自己。他们感受到生活里那个几乎解不开的“结”。但他们不会像托尔斯泰那样，穷尽一生去探究解“结”之道。他们当中最诚恳的一些，不打算相信托尔斯泰给出的那个解“结”之道。而这，正是契诃夫的处境，也是契诃夫的出发点。

如果只是满足于剖析生活的搁浅、展示心灵的疼痛、控诉意识形态知识的荼毒，那就不是契诃夫了。如果只是照收托尔斯泰的答案，那也不是契诃夫。尽管声称艺术家的职责不是提供答案，契诃夫还是给出了他自己的替代答案。他的答案，不像托尔斯泰那般斩钉截铁，义正词严，而那正是契诃夫的魅力所在。

如何解开“契诃夫结”？契诃夫的答案之一，是寄望于未来。对未来的希翼，是契诃夫小说、戏剧的常见话题。越到后期，这个话题的分量越重。读过《林妖》《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的读者，不可能不被那种渴望未来、相信未来的氛围打动。同样的氛围，也时常闪现在契诃夫的小说里，以至于不少评论家以为他是在期盼某种“主义”制造的人间天国。我想，契诃夫的“未来”，只是托尔斯泰式“福音”的替代品。托尔斯泰说：无论何等纠结之中，你总能回到正统，只能回到正统；而且那个“回到”，只能依靠你的决断。契诃夫则关心、同情那些无力决断的人们，他们永远是人类的大多数。对这样的人而言，只能把获救的希望寄托于某个集体的未来。契诃夫的“未来”，其实是托尔斯泰式“忏悔”“复活”的替代品。

用“未来”替代“忏悔”和“复活”，这是契诃夫最不像托尔斯泰的地方，也是他们最相像的地方。相像，因为他们都不愿接受生活的搁浅，心灵的毒化；不像，因为“未来”和“忏悔”之间，有着神学的不相容。

如何解开“契诃夫结”？契诃夫的答案之二，是生活本相的忽然发现。《妻子》里那位丈夫，经过苦苦煎熬之后，忽然发现，只要放下那些“标签”“尺度”“原则”，就能看清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一旦拿起那些东西，就什么都看不见。《决斗》里的两个邻人，经过一次荒唐的决斗，忽然发现，可以不谈道理地彼此祝福。《大学生》里那位对神学失了兴味的神学生，忽然发现，乡间农夫和圣徒彼得处在一根琴弦的两端：

真理和美过去在花园里和大祭司的院子里指导过人的生活，而且至今一直连续不断地指导着生活，看来会永远成为人类生活中以及整个人世间的主要东西。于是青春、健康、力量的感觉，对于幸福，对于奥妙而神秘的幸福那种难于形容的甜蜜的向往，渐渐抓住他的心，于是生活依他看来，显得美妙、神奇，充满高尚的意义了。[19]

《花匠头目的故事》里的人们，忽然发现了“不需要理由的宽恕”[20]。《在峡谷里》的受苦的人们，忽然发现受苦与获救的关联：

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过一辈子、除去惊恐而温柔的灵魂以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别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也许在这一刹那间会隐约感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续中，她们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们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们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还忽然发现了类似于神恩的慈悲：

一种没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着在高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21]

所有这些“发现”，都忽然发生于关于生活的夸夸其谈之外。

有不少评论家说《大学生》是契诃夫最好的小说。我觉得，《大学生》是最不像契诃夫的小说。因为在这类作品中，向来不喜欢托尔斯泰式神学的契诃夫，给出了托尔斯泰式的神学。

在我所受的汉语教育里，契诃夫是个沙皇制度、资本主义生活的讽刺家。当我认真重读契诃夫时，发现他是托尔斯泰式的“神学家”。我所谓的“神学家”，是对人之获救感兴趣的人。关于获救，托尔斯泰给出了方案。契诃夫则只是暧昧地保留获救的希望。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异。可是关于人需要获救这件事，契诃夫大概要比托尔斯泰更胜一筹。因为他写的不是渴望获救的孤胆英雄，而是深陷“契诃夫结”里的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