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都叫他“黄头儿”

2024年7月9日凌晨，知名考古学家、被考古学界称为“黄头儿”的黄景略先生去世了，享年94岁。

黄景略和张忠培是1952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第一班”的同学，后者创办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在今年7月即将出版的张忠培口述史《考古张忠培》中，有一节专门讲述了黄景略和张忠培先生的经年往事与如歌岁月。

现蒙口述史整理者、黄景略和张忠培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慨允，先期披露，送别先生。

2010年10月，黄景略在嘉兴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汇报会上（来源：南湖晚报，摄影：袁陪德 图片为编者所加）

黄景略是福建惠安人，我们俩是1952年一起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那一年，北大历史系率先在全国高校成立了考古专业，因此我们也就成了中国首届考古专业的学生。我俩都爱打篮球，他篮球打得比我好，投篮姿势很标准，当过班上的体育干事。在大学本科田野实习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谈得来。

北大1952级考古专业同学游览八达岭（右一张忠培，右二黄景略）

毕业后，我留校读了副博士研究生，他去了文化部文物局。黄景略和我一样，大学毕业时想做研究，不想搞行政，他还给文物局和教育部领导写信，结果都落到了时任文物处长陈滋德手里，想走没走成，只好留了下来。后来又担任文物处处长，做过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他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我是专家组成员。

黄景略去文物局之前，中国的考古工作主要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个地方单位，并不上报中央主管单位，而且那时文物局也没有考古处，只有文物处。这种松散的管理结构，勉强维持着新中国当时非常薄弱的考古工作。

他刚分去时，文物局的裴文中、罗福颐、顾铁符、罗哲文、庄敏、刘启益等22人中，有做文物保护的，有搞书画鉴定的，黄景略是分到文物局工作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生。

当时各地考古专业人员不多，也不够，懂考古的管理工作更缺，规章制度也都没建立起来。他除被派去或抽调协调地方重大发掘项目以外，也做些人才培养工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大等大学毕业的考古专业学生，大多在他手下接受过训练。比如1958年山东举办临沂、泰安文物干部训练班，黄景略就去当教员，为学员们讲课，还带队到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现场实习，负责实际勘探和试掘。文物训练班的办学效果让黄景略意识到，人才培养，是发展考古事业的先决条件。

我创办吉大考古专业期间在北京的事大多都是通过他来联系和沟通的。而且，当时吉大历史系支部书记李木庚也和他熟悉起来，吉大考古的很多事，特别是进入关内的考古实习、考古基地建设都是我们三个人联手促成的。

黄景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当年我到北京出差，必住他家，只为做彻夜长谈。那时的条件，也就一个单人床。夜深了，我们俩就一颠一倒脸对着脚，同榻而睡，抵足而眠，好在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是很差、很困难的。我经常出差，家里有三个孩子，又不可能雇保姆，妻子马淑琴常吐槽我当时只顾打拼，顾不了家，她带孩子很不易。有时因为孩子没人照顾，我出差也会带孩子来北京，放到黄景略家里，交给他夫人苏文锦老师。我这三个孩子都在黄景略家里住过。可以说，为了考古，为了事业，我们那一代人真是把家庭都放在了第二位。

黄景略懂考古，管考古，是我国考古走向管理科学化、操作规范化、工作制度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考古界有很多功绩：

第一个是六十年代主持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1960年前后，某大型企业拟在侯马晋国遗址建厂，国家文物局派黄景略前往支援，负责发掘工作。他在发掘的基础上对侯马晋国遗址做过一些综合性研究，主编了《侯马铸铜遗址》，1995年还获得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后来考古界对晋文化的大规模研究，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在1960～1964年间，黄景略先后主持了侯马铸铜遗址几个主要地点的发掘，图为测量22号地点(1963年)。（图片为编者所加）

1962年冬苏秉琦先生在侯马工作站与参加发掘的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张万钟、曹定云、齐惠芬、罗坤 后排左起：黄景略、吴振禄、王克林、陶正刚、苏秉琦(左7)、王岩、温明容、劳伯敏(右3)、戴尊德、杨富斗（图片为编者所加）

吉大考古实习黄景略也没少参与指导，亲自带工地。黄景略的田野考古尤其是对城址的勘探发掘，水平是一流的，我看到现在为止恐怕也没有什么人真能超过他。对于城址考古，他能自己动手，掌握大面积的剖面及平面，我很佩服。后来我俩一起在太谷白燕遗址发掘，杨建华回忆工地上的黄头儿在寻找土色变化时常用的动作，就是摘下他的草帽把阳光挡住，仔细地辨析着土色的变化，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怎么不灵光了？”

第二个贡献是燕下都遗址的发掘搞出来了一个格局。黄景略在燕下都主持发掘工作时，亲自管理探工，教探工如何勘探。我们现在很多考古工地都是听探工说话，说什么是什么，也不亲自勘验，那怎么能搞好考古工作呢？

吉大去燕下都发掘，也和他有关。1975年，湖北江陵楚纪南城地区大搞农田建设，危及城址的保护。国家文物局叫吉大考古专业参加，派黄景略协助我们工作一年多。1976年初，纪南城30号台基发掘实习告一段落，大家都撤了，我本留在工地准备等马淑琴会合后一起回长沙老家过年。哪成想马淑琴没到，却接到李木庚电报，叫我回长春。原来，陈滋德处长转告现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也在配合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深翻土，有可能破坏地面古迹，要搞考古勘探和发掘，希望吉林大学能去。

于是我回长春简单过了个年，刚到初四，李木庚就邀我赴易县。就这样，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委托，我们组织75级学生和部分73级学生，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共同发掘了易县燕下都遗址，搞清了此地自商至汉代的堆积和燕下都遗址本身的文化分期。

第三个贡献是参与制定文物局关于考古方面的规章制度。早在侯马遗址的考古实践中，黄景略便具体负责业务工作，他给考古队拟定了田野发掘的具体要求、工作步骤以及发掘记录的格式，作为田野考古工作的规程，以便大家统一认识，使发掘清理有了规矩，保证了田野考古的科学质量。之后他将所思所想汇聚成具体条文，把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做了十几条规定，成为后来全国通用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雏形。

1982年，黄景略升任文物处处长，负责全国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管理。当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考古发掘项目大规模增加，大量重要考古新发现集中涌现。尽管当时已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开始正式颁发考古发掘申请书和考古发掘证照，但是全国各地考古队伍状况参差不齐，青黄不接，田野发掘质量、资料整理和编写报告以及人才培养等，都成为制约的短板。

于是，1984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成都举办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会议由黄景略主持，夏鼐、苏秉琦都发表了讲话，北大严文明、吉大的我等70多人参会。

会上讨论了三件事：一是听取前一年全国各地各种考古项目的成果汇报；一是讨论制定《省级文物考古机构工作条例》，一是讨论制定《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这三件事都是开创性的，对其后中国考古的学术、事业和人才队伍发展，影响深远。

会议一结束，黄景略和我自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同行的还有贾峨、叶学明、张学海、杨育彬、赵殿增以及吉大刚毕业在文物处黄景略手下工作的王军、李季等。那时走三峡到宜昌要三天三夜，船上的四等舱一个大通铺，就成了我们这些人的会议室。受苏秉琦讲的佛、法、僧比喻的启发，我俩领着大家从讨论李季起草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开始，深入研究加强中国考古发掘管理的科学水平，如何保证工作的质量及考古队伍建设等问题，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逐渐清晰，收获颇丰。此后，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由文化部发布试行，全国统一执行，直到2009年才重新修订。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起草团队成员在四川考察（右四张忠培、右六黄景略、右七李季）

第四个贡献是办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培养考古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配合基本建设的任务日益繁重，能够承担发掘的一线人员比较缺乏，有的甚至还不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的。面对这种情况，黄景略说：“那就办个考古领队训练班，有领队资格才能做考古发掘！”

我俩一拍即合，共同策划并举办了考古领队培训班。1984年，国家文物局第一期培训班在山东兖州西吴寺遗址开班。为了打造考古界的这支被苏秉琦形容为“北伐”时叶挺的“铁军”，他亲自做班主任，我、俞伟超、严文明、吴汝祚、郑笑梅、叶学明、孔哲生、张学海等培训班老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的设计出一整套完整的培训考核制度、规划和考古工作细则。加上又有国家文物局的李季以及张文军、乔梁、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德亮的协助，工作进展很顺利。

领队班以田野考古发掘为基础，对发掘资料整理、编写考古报告进行全流程训练。黄景略亲自指导发掘、整理报告和答辩。在设计制度时大家一致同意为了保证质量，考核必须有淘汰制度，不及格者要再回炉重新学习。铁军嘛，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铁石心肠，慈不治军。

培训结业答辩是大戏。1984年12月我到兖州，李季开车来接我，他知道我肯定要做最铁的“鹰派”考官，在开车接到我之后，接话赶话，趁机说情。

他铺垫说：“先生您来了大家都特紧张。”

我感觉得出来他是受了学员之托，就想堵住他的话头，说：“紧张什么，最多不就是不及格嘛……”

考官中我和黄景略是“鹰派”，俞伟超和郑笑梅是“鸽派”，两派对垒，剑拔弩张，争执下来，还是听老黄和我的。领队班最为核心的考核要有淘汰机制，不及格者重新回炉再训，第一期培训班有四分之一的学员未通过考核。

李季在他的日记里，记录过考核的过程：

兖州西吴寺工地第一期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典礼的聚餐早已曲终人散。载着哭别学员大客车前天开走了。载着已经平息了激动与争执的教授们的面包车昨天开走了。

学员和教授们走时并不是兴高采烈的，我提笔填写无记名投票结果时，是极端沉重的。这一切阴影，来源于我们这个班有淘汰率，而且高达四分之一！

于是，人们会怜悯、痛苦、内疚，甚至是愤怒，这是否太残酷了！真的是很残酷的，在考核教师“鹰派”与“鸽派”激烈辩论并诉诸表决之后，结论仍然是这样残酷，以致俞伟超和郑笑梅老师大动感情，泣不成声，以致我也不忍把这消息告诉落选者本人。虽然我知道，更残酷的是，多年没有淘汰的制度，腐化和窒息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事业。

我对张忠培老师说，我这三个月的锻炼，远远大于三年……

领队班前后办了近十期，培训了数百人，分布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担负起第一线的考古发掘工作，促进提高了田野发掘质量，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赞誉，后来黄景略还主持建立了考古发掘领队的审批制度，延续至今。

1981年，1952级三个同班同学共同主持山西太谷白燕工地（右 张忠培，中 黄景略，左 王克林）

第五个贡献是对于全国文物的保护，以及对于一些与文物保护有关的考古发掘工作，他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黄景略他个人写的论文不多，但他对遗址保护、文物局规章制度方面，以及文物局发生了哪些事情，可以说是一部活字典，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第六个贡献是，组织和主持编纂出版了《中国文物地图集》。

吉大办学起步到后来进入关内发展那些年来，我从黄景略那里得到的帮助也特别大。黄景略对吉大在张家口和晋中的两个考古基地，有个评价：

“（吉大）实习基地的建设，有如下几方面的收获：

（1）大大改变了那种打游击战的实习方式，使学校的教学计划得到保证实现；（2）把教学实习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一起，减少盲目性和被动性；（3）学生的实习训练全面深入规范化：（4）指导老师的考古实践水平和科研能力得到提高，高于其它学校的同代人；（5）获得一批科研成果；（6）培养了一批技术水平较高的技术工人，他们在支援其它地方的工作中，传播了技术。建立考古实习基地的做法，已得到国家教委的赞赏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一些学校也开始效仿。”

他的这番评价，虽然说的是吉大，可我却看见了他在我们共同创业过程中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并肩战斗，那些苦辣酸甜。正是在黄景略全力参与、筹划、支持下，依靠这种友谊、团结和艰苦奋战，才看到一批批合格的学生走出了工地，一批批年青教师成长起来，一批批的系列性科研成果发表出版，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渐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吉大模式。

吉大考古专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发展成为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特色专业。除了参与办学的同事忠诚于教育事业，实现了团结、奋斗的精神外，重要的是得到了学校特别是李木庚及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北、河北、山西、甘肃、青海、辽宁、内蒙古、北京及吉林、黑龙江诸省市的文物、考古机构及其同行们的通力合作和鼎力支持。

1995年，张忠培和黄景略在黑龙江考古工地

我作为最主要的创业者、亲历者和当事人，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过程可以说是曲折跌宕，颇具传奇色彩。那些老一辈、中年一代、青年考古学者的形象，从我回忆的脑海中蹦出，还匆匆不停地在眼前闪现，想起他们，想着以往的路，使我难以抑制对那些曾给予我热情关怀、指导和友谊援助的诸师友的感激之情。

从互为同学，到互相支持，从互为同道，到互相成就，这就是我和老黄的人生和情义。

那老黄为什么被考古界俗称为“黄头儿”？可能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一部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有关。那部剧里的敢死队员们，动不动就把队长加里森中尉叫做“头儿”。

老黄在文物局当处长的时候，吉大毕业的王军、李季他们几个年轻人刚分到局里，做了老黄的部下，“黄头儿”就被喜欢新奇、时髦、江湖、个性的年轻人们叫开了。叫到什么程度呢？叫到年轻人可以当面叫他“黄头儿”，他不生气；叫到知道“黄头儿”的人，比知道黄景略大名的人多得多。

但我从来都不叫他“黄头儿”，我就叫他老黄，他就叫我老张，我们俩就这样互相叫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