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明清禅宗的活力——新文献和新视角

在现代佛教史的叙述脉络之中，对于明清佛教，尤其是禅宗有着两种较为刻板的印象，一种是认为汉传佛教在唐代之后便走入了衰败，因此明清禅宗自然也是衰败图景的一环，甚至有学者以“禅的终结”来论断明清禅宗。另一种印象则是明清禅门充斥着法门戈矛，是一个被僧诤主导的时代，这当然是受到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的影响，而其背后有着抗战时期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随着近年来大量明清禅宗新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为重审明清禅宗的活力与反思明清禅宗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新的契机。

6月22日至23日，来自十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禅史学者，参与了在上海大学举办的“重审明清禅宗的活力——新文献和新视角”学术研讨会，以专题讲座与论文研讨的方式，试图对未来明清禅宗史研究在“新文献和新视角”的研究方向上作一次集中的讨论。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禅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宝山永福庵协办。

与会者合影

明清禅宗文献的发掘与整理

交流明清稀见禅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缘起。上海大学禅文化研究中心自2019年开始执行“明清禅宗文献和研究”计划，经过禅文化研究中心团队多年努力的研究成果──明清禅宗珍稀文献丛书第一辑（共五册），部分已于2024年6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检视有关明清禅宗刻板印象的机会。

《明清禅宗珍稀文献丛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暨新书发表会上，明清禅宗珍稀文献丛书第一辑的四位作者分别介绍了各自整理校注的文献。丛书第一辑著作成果有以下五种：成庆副教授校注的《密云圆悟禅师天童直说辑注》；黄绎勳教授輯注的《汉月法藏禅师珍稀文献辑注初编》和《汉月法藏禅师珍稀文献辑注续编》；释法幢辑注的《具德弘礼禅师珍稀文献辑注》；以及王启元辑注《硕揆原志禅师珍稀文献辑注初编》。其中，前三种文献整理成果已经出版，后续成果也已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日即将出版。明清禅宗珍稀文献丛书的出版是一个长程计划，未来还会推出更多明清禅籍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明清禅宗珍稀文献丛书》的责任编辑虞桑玲表示，出版该丛书旨在为明清禅宗专题研究提供新的文献材料，使汉传佛教的学术研究能向前推进、更臻完善。她从专业编辑的角度介绍了丛书的体例：每册均有《导论》一篇，各册所收的各种文献则各有《解题》；正文点校之外有注释，其内容为校改所据、引用出处以及禅宗公案和词语典故之简要释义；文献整理之外，另附一篇与之直接相关的、成熟的研究专论。同时强调，丛书在体例上要求一贯性，且在编校方面严格地执行三审三校制度。

在明清禅宗文献的发掘方面，纪华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明清曹洞宗文献举要——以鼓山珍稀佛教文献为中心”为题，作了专题讲座。纪教授首先阐明了明清曹洞宗的主要法系寿昌系的发展情形，后以鼓山珍稀佛教文献为中心展开，阐述明清时期鼓山禅宗文献及以永觉元贤、为霖道霈为代表的鼓山禅法的研究价值。鼓山涌泉寺目前保存有很多明末清初刊刻的曹洞宗及其他宗派的文献，有的未被传世大藏经收录，并且不少文献堪称善本，甚至孤本。从版本考察，鼓山刻本多由作者主持刊刻，讹误甚少，有较高的版本价值。若能对鼓山刻经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必将推动明清佛教史的研究。

另外，赖学辉（上海大学，《天隐圆修的生平与著作情况论析》）的论文，以明清禅宗的重要支派磬山系的开创者天隐圆修为研究对象，综合天隐圆修之生平资料和语录等文献，藉以呈现天隐圆修的出家、求法、得法和弘法之生平样貌。并对天隐的《天隐和尚磬山集》《天隐和尚语录》《天隐修禅师语录》等三部著作的编集、刊印过程进行分析，进而说明天隐圆修著作形态演变的脉络。

禅门“僧诤”与禅宗活力

在明清禅宗史研究中，“僧诤”已经成为讨论明末清初禅史的重要视角。如果仅仅将“僧诤”视为僧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个人恩怨的角逐，则无法深入考察其背后所蕴含的禅门思想交涉与观念分歧。实际上，“僧诤”背后隐藏着禅门内部对于禅教关系、修行方式的不同理解，有着浓厚的“法诤”意味，恰恰是禅宗活力的表现。因此，必须从新的视角重审“僧诤”的历史。

陈垣先生的《清初僧诤记》是研究明清禅宗“僧诤”的典范著作，郑晓蝶（上海大学，《身在禅门非隐士——陈垣〈清初僧诤记〉对于禅僧牧云通门之误读》）通过新文献的梳理，与之进行了商榷。她在论文中指出，《清初僧诤记》是明清禅宗的重要著作，但因为文献史料的局限性，对于明清禅宗部分问题存在误读。该文借助牧云通门新发现珍稀文献，以陈垣先生对牧云通门的误读为线索，重新梳理牧云通门对木陈道忞、天童三峰之诤等问题的立场与看法，并对相关史学观念重新加以讨论。

成庆副教授（上海大学，《雪峤圆信承嗣云门因缘考》）的论文，聚焦在明清之际雪峤圆信因拈香云门文偃而引发一场关于承嗣问题的诤论。在康熙七年（1668）流通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中，有雪峤因读《云门语录》而得力，以及见“古云门”三字开悟的记载，可见雪峤圆信对于“云门宗旨”的认同。而圆信因拈香云门引发禅门争议，不得已回归龙池幻有法脉，则呈现出当时禅宗内部对于法脉传承问题更为重视“面禀亲授”，而反对“遥嗣宗旨”的主流认知。

周鹏（南京大学，《密云圆悟和朝宗通忍师徒关系危机始末》）则试图在明末清初僧诤的研究中引入新的视角和叙事体系，以此呈现明末禅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密云圆悟和朝宗通忍的关系危机中的复杂的细节，不仅牵扯到汉月法藏以及费隐通容二人，在师徒关系主线背后还有着多条同门人物间的关系暗线，涉及禅宗正统观念、师徒伦理等多层因素，是导致师徒危机的深层原因。

刘因灿教授（吉首大学，《砖镜完璧的生平行历及其与西南禅门僧诤》）则将明清禅宗僧诤史的研究，拓展到西南的滇黔地区。他从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得到文献线索，依据张仁熙所撰砖镜完璧的《传》，以及《开圣老人传论》《山晖禅师语录》等文献，对砖镜完璧的名、字、号及其参学、弘法嗣法的一些细节进行考证和订误。在明末清初禅宗史上，砖镜完璧与燕居德申之间的僧诤，不仅涉及个人恩怨，更是一场关乎法派传承、宗法伦理观念的争议。

明清禅宗的僧诤历史，最终因雍正帝的皇权涉入而走向终结。黄绎勳教授以《天童系具宜大师行实与其〈救三峰表〉》为题作专题讲座，为明清禅宗“僧诤”的终点作了注脚。福岩具宜禅师为天童密云圆悟禅师下第五代。黄绎勳教授依据其在苏州西园寺藏经楼所寻得的《具宜大师行实编年》，梳理了具宜早年出家、参学得悟、付嘱和住持诸寺的生平行实，尤其是该文献记录了雍正时期禅门僧侣企图拯救三峰派的历史过程。黄绎勳教授以具宜与三峰派的因缘为主轴，考察了雍正十一年具宜为了“救三峰事”进京和作《救三峰表》之事，及其晚年与三峰祖庭瑞光寺之因缘。此外，《具宜大师行实编年》提供了考察佛寺与社会慈善事业交流的切入点，亦是将来继续观察禅宗于清代传衍情况的重要一环，值得继续深究。

宗门与教下、密法的思想交涉

汉传佛教虽然有着强大的消融性，宗派间彼此交流、互相融合，但同时也有着浓厚的宗派佛教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宗门与教下的分歧与竞争。就禅宗的视角而言，从早期禅宗的“方便通经”“藉教悟宗”，到明清禅宗提倡“禅教一致”，抑或是禅门内部对“宗旨”的论争，都说明禅宗内部对经典义理始终存有某种紧张关系。

著名禅史学者龚隽教授（中山大学）的专题讲座“‘方便通经’：从初期禅到洪州宗”，以初期禅与古典禅为例，从思想史的视角深入讨论了中国禅宗会通经教与解经的特点。具体来说，分别从“藉教悟宗”“方便通经”“观心释”及“语录”等议题展开详密论述，阐析了禅宗的经教观及其经典解释的思想方法与历史流变。这对重新理解禅宗思想史上的经教观，乃至审视宋明理学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参考意义。

龚隽教授提到，从本次会议呈现的明清禅宗的文献与思想议题来看，禅教观念的紧张关系不仅仅是早期禅宗史的情况，明清禅宗内部的许多僧诤背后的核心关怀，其实依然是对经典义理的认知态度差异。

杨奇霖博士（上海大学，《清代禅宗发展的一个“起点”：雍正帝及其“禅宗转向”》），将雍正帝从潜心“内典”到参求“禅宗”的转变称为雍正帝佛学思想的“禅宗转向”。他认为，雍正帝的“禅宗转向”实则与其和二世章嘉“接茶话者十余载”的交往有关，受到了“喇嘛禅”在禅定与瑜伽方法上的一定影响；但也不能否认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雍正帝对于禅宗的理解有相当的理解。文章指出雍正帝“重视真参实悟”的两项“指标”——“三关”和“回途”并非毫无标准所据，而有其禅宗思想的渊源，以及来自藏传佛教的影响因素。此外，雍正帝虽然历经“禅宗转向”，但在禅教关系的态度上，他既倾心于不落文字的禅宗，又对经教义理始终保持着十分暧昧的态度。

本次会议中别具特色的一篇论文，为安赛平博士（中国计量大学，《咒语即话头——明末清初佛教中的禅与密教的会通》）关于禅门使用咒语参禅的研究。他在文中讨论了明末清初佛教的一种独特的参禅方式，即将咒语视作一种禅语，特别是将其作为为禅之话头进行参究。明代以来的汉传佛教中，咒语并非只是一种用于念诵求神通和感应的秘密音节，同样被用作一种参禅的媒介。这样一种咒语的行持，在帝制晚期中国佛教的融合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待学界更进一步的研究。

禅宗与政治及地域社会之互动

禅宗的发展，既包含其内在禅学思想以及僧团组织的变迁，同样也无法脱开政治制度、地域社会的外在环境制约，这也是禅宗史不断演化的重要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禅宗在传播扩散途径上与本土政治制度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磨合。要探究相关的禅史问题，则需要借助更多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开拓出禅史研究领域的新视角。

长期专注于明清禅宗研究的吴疆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作了“大君外交下的中国禅僧：隐元，德川幕府，以及1661年万福寺的成立”的专题讲座。吴疆教授强调，隐元东渡和黄檗宗的成立并非简单的宗教事件，隐元在京都建立万福寺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一方面是在日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日本型华夷意识”的新心态开始显现，这种意识以排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支配为特征；另一方面，在这个目的驱使下，幕府在外交文件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外交名词“大君”来称呼将军。这个“大君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谯夺了中国“华夷之辨”论述话语，并将中国中心主义的意涵剥离，代之以“神国”的民族主义理念。因此，幕府逐渐给予隐元在日本更优越的地位，其目的是要与中国接触，成为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与德川幕府亲善关系的桥梁；并且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中虚拟一个中国的象征性存在的假相，而隐元及其中国弟子遂成为中国在日本国际关系中的象征，成为德川幕府重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及大君外交的一个重要环节。

禅宗的发展史既与国际局势的变迁相关，也与地方性的社会环境相关联。张德伟副教授（暨南大学，《谋复禅宗祖庭迷失的自我：憨山德清(1546-1623)在南华寺的改革，1600-1610 年》）就考察了晚明时期憨山德清在岭南佛教独特的地方特征中所发动的一场寺院革新运动。他的论文聚焦在德清在南华寺改革中的两个内容：德清作为流放僧，如何在南华寺发动一场改革；而德清的改革行动，又为何最终演化成寺院内部不同势力的生死对决。张德伟认为，憨山德清在南华寺的改革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别于江浙禅门的岭南案例，可以藉此观察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晚明佛教复兴”的活力及其内在弱点。

此外，马海燕副教授（闽南师范大学，《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弘一法师眉批本〈一梦漫言〉探微》）则提供了一个佛教与时代思潮变动之间互动的案例。弘一法师极力推崇《一梦漫言》并编制《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摭要》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对现实潮流的抗争，相较于近代佛教中的激进改革，其方式显得较为平和。而弘一通过眉批、研读和推广《一梦漫言》，则为出家僧侣有关自身角色认知、僧教育以及如何定位传统佛教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本次会议呈现了明清禅宗大量的新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学者们也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明清禅宗历史作出解读，阐述明清禅宗的活力。黄绎勳教授总结说，今日汉传佛教的发展，已逐渐跳脱过去追溯唐宋视野，而更关注明清佛教留下的各项传统，如思想和修行、寺庙建筑、清规仪轨等代表明清佛教尚待发掘的内容。此外，在推进明清禅宗的研究和出版方面，上海大学禅文化研究中心提出了构想：开拓更多元禅宗文献研究，包含天童密云系、汉月三峰派、四川破山系、磬山系、曹洞寿昌系和福建鼓山系等禅宗文献；期待更多的学者应用更丰富的研究方法与学科理论，如以哲学、社会、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多元视角，进一步运用珍贵的禅宗文献，以使明清佛教的学术研究能向前推进和更臻完善。